在大学里，消失的这三年
本期文字整理自声动活泼出品的声音特稿「跳进兔子洞」
2020 年，大学生皮皮接二连三地失去了很多东西。先是她打工赚钱的地方关门了，然后她家经营的小本买卖也做不下去了。失去经济来源之后，皮皮不得不放弃一次计划了很久的出国旅行。更让她失落的是，她一直很喜欢的校园生活也被突然按了暂停键。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疫情。
以网课为起点，包括皮皮在内的至少 3000 万中国大学生，被动开启了一段长达三年的新生活。在这三年里，学校想尽办法关紧校门，而学生们却挣扎着想要逃出去。
在今年的毕业季，我们想重新捡起过去三年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故事。这段被很多同学们戏称为「消失的三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这段特殊的经历，我们又该如何去反思和前进？
对于皮皮来说，第一个要接受的改变就是上网课。
「因为我没有上过网课，所以我其实还有点期待。」
但很快，一个由网课带来的现实问题就给皮皮浇了一盆冷水。「我们的网课它不能在一个平台一个软件上完成，很多时候微信要开着看 PPT，那边又要在 QQ 上打开一个直播间，两个屏幕来回切换就非常困难。没办法，我就买了一台电脑。」
准确来说皮皮是借钱买了一台电脑，「用信用卡买的，本来就没有收入，又背上了一个债务」。
在日复一日的网课中，皮皮的新鲜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没意思。「大学对我来说有趣的一点是能够和同学交流，能够有大家一起学习的氛围感。但上网课的那段时间在家里，这个过程其实让大学变得没有那么有意思了。」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改变还在后面。
「因为封控，家里的生意暂时没有办法做下去，就没有资金来维持日常的生活，所以每天就是吃面条，好一点的时候下个鸡蛋，不好的时候就是面条加大白菜，就这样大概吃了一个多月。」
长期缺乏蛋白质，再加上网课带来的久坐让皮皮的身体有点吃不消，「等到封控快结束的时候，我就得了肛裂」。
好在，上了两个月的网课后，皮皮收到了来自学校的线下复课通知。这段既不像大学，又充满着意外苦难的生活好像走到了终点。
「五月份的时候我当时还是会往好处想，我觉得也许过一两个月我们就解除封控了，然后大家就可以在学校外面玩了，然后就可以不用天天在学校里面戴口罩，就是当时还蛮乐观。」
在重新回到学校之前，不少同学都跟皮皮一样，觉得大学生活终于要回归正常了。但现实却是，在严格的防疫系统之下，大学新生了一整套新的规则和制度。在这个被迫翻新的系统里，一切变得不正常起来。
「在我没来北京之前，学校就给我上了一课」，小F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在读研究生。两年前，学校一个不成文的政策让她遗憾地错过了开学典礼。「我所在的区得清零之后 14 天才能申请开学入校，所以我不是正常开学的，也没有参加开学典礼。应该是延迟了一周多的时间我才进校。」
想要走进校门，同学们通常要跨过多道门槛。比如，尽管小F在进京前汇报了自己的行程并做了多次核酸，但根据学校的要求，她还要在踏入学校大门的那一天再做一次核酸，「那个结果出来了之后我才能进校，我在肯德基里面大概坐了 5 个小时，就等那个核酸结果。」
▲封校期间，小F校园的各种提示丨受访者提供
不仅是进校难，出校更难。
在南方一所高校上大三的泡泡发现，过去三年以来，学校的请假系统和流程变得越来越复杂。即使在当地没有疫情的时候，她想要出门买个生活用品也得先经过层层审批，「要填你的姓名、电话、宿舍号、辅导员校区、紧急联系人的电话，你家住哪里，你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这是基本的信息。返校申请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些内容，你还要上传你的粤康码、行程卡、返校承诺书，它很麻烦，要填很多东西」。
麻烦，逐渐变成了同学们对于校园生活的认知。小F记得有一段时间，学校里出了一个禁止堂食的新规定。这个规定让一些同学不得不把自己的用餐地点改到了室外，「可以说就是真的路边野餐了，那段时间北京的高校都有一些这样的风景」。
在同学们的认知中，这样类似的麻烦事儿简直无处不在。比如，有的学校要求学生每天打卡上传自己的地理位置和体温，还有的学校要求学生定期做核酸。从防疫的角度出发，这些要求本是为了保证同学们的健康，但有的时候，形式大于内容，善意的要求就变成了富有政治色彩的任务。
比如说小F的学校曾经要求同学们每三天做一次核酸，如果谁没有按照规定来的话，就会收到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提醒和警告，「会有一些负责记录这些情况的同学来私戳提醒，同学，今天要做核酸。如果违反规定的话，首先是会有同学或者老师打来电话，严重的可能会反馈给导师或者班主任进行批评」。
一份发在小F班级微信群的文件显示，学校内部有一个叫做「核酸检测超期」的名单，如果哪个同学的名字出现在这份名单上，不仅班主任会被批评教育并要求写自我检讨书，相关院系的主任和导师也会被公开批评。
在过去三年里，各种麻烦带来的焦虑和不安在同学们的心里逐渐累积，他们的困惑和不满也越来越多。泡泡觉得「就是根本上大家怀疑为什么要管得这么严？比如说我要出去吃饭，为什么不可以？」
还有一个让小F无法理解的问题，为什么封校只封大学生？「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你要说住得很密集的话，那小区也很密集，尤其北京这种一线城市还有人合租。学校这个密度和外面的社区又有什么区别呢？」
为了找到答案，一些同学尝试和困住他们的系统展开了一系列在他们看来，或许微不足道的对抗。
在北方一所高校上大四的小俊发现，想要出校门也没那么难。
小俊在大二时签约了一家模特公司，为了保持身材，他一直坚持每天都健身。但疫情之后，他的学校进行了封闭管理。在「非必要不出校」的政策环境下，通过正常的请假程序出去健身变成了不可能的事。
「你一天、两天不健身还能忍得过去，三四天不健身就特别不舒服。那时候觉得不健身就是会很难受，就特别想出去健身，没有办法。」
要知道，没有完美的政策，也没有完美的政策执行者。尽管同学们要经过多层审批才能获得一张宝贵的请假条，但最后到底能不能出校门还要看保安放不放人。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能够出门健身，小俊想出了一些对付校门口保安的招数。
比如，直接做个假的请假系统，用假假条混出校门。「就是先在钉钉注册我们学院的名称，然后在学院名称后面加一个小点，因为相同的名字不能重复注册。再注册一个新的钉钉主管人，把一部分同学弄成审批人，另一部分弄成抄送人。然后一有人请假，我这边一通过，就正好能在钉钉页面里面生成假条。」
但过了没几天，这个看起来仿佛没有漏洞的系统就被门口的保安给识破了。「他会看下面的抄送和和审批人是不是哪个学院老师的名字，当时他就发现我们这个根本就不是学院的老师，说这不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保安学聪明了。」
那还能怎么办？眼前好像只有一个最简单但又最危险的选择，「只能翻墙」。
对小俊来说，这道墙其实是一排高大的空栏杆，「差不多有两三米高，但中间有地方可以踩上去」。小俊总结出的翻墙要领是动作要快，地点要隐秘，「在操场一些监控可能拍不到、有建筑物遮挡的角落，赶紧迅速翻出去，快一点的话差不多十秒之内就能翻出去」。
小俊回忆，其实翻墙的同学不在少数，这从钉钉上的通报批评就能看得出来，「那段时间可能几天一个通报，感觉翻墙的人好多好多」。
忍受不了被困在校内的同学们虽然翻过了那道墙，但一旦被保安或者校门口的监控录像抓住，就意味着他们的学业甚至毕业计划都将被影响。「当时翻墙被发现直接就是处分，你有处分之后，一年之内不能再有处分，否则就可能毕不了业了。」
算得上幸运的是，翻了差不多一个学期墙的小俊逃过了摄像头和保安的眼睛。他觉得这算得上是一种可以避免正面冲突的无声的对抗，「反抗的话，我觉得就算学生全部起义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就只能通过请假或者翻墙的方式出去。」
不过，也有些同学决定不再沉默下去。
去年 11 月，在北京一所高校读研的小林突然在班级的微信群里看到一个由班主任发来的叫做承诺书的文档，「要求所有人都签完，晚上 12 点前发给她」。
文档内容大概是要求学生郑重承诺，自己会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做好个人防护，遵守学校出入校管理规定，不擅自离京返京等等。承诺书的最后一段还尝试给同学们鼓舞打气，里面写道，「在疫情复杂变化的重要时期，我将以理性、平和、积极乐观的良好心态面对疫情中的诸多不确定性，让我们团结一心，一起行动，共同战胜困难与挑战。」
承诺书的内容让小林感到极其不舒服，「为什么会让我们在疫情的这种不确定性中，承诺用理性、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而不是想着说我们要怎样去解决？这个时候甩出一个承诺书，让大家承诺不抑郁，我觉得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小林说，按照以前的习惯，她可能会私下跟班主任沟通或者跟同学一起吐槽抱怨。但这次，她想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既然大家都没有说，我就做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摆上台面的人。」
小林在班级群回复了一段话，并告诉所有人她不会签这份承诺书。她觉得当时的行为可能也有一些情绪化的因素，但「我觉得是一个让自己很开心的决定。」
当天晚上，班级群里只有一个同学对小林的拒绝表示了赞同，而包括班主任在内的其他人都没有说话。对这个情况，小林并不意外，「不管反对还是赞同我的人，他们都不会摆到明面上来说，包括我以前可能也是这样。我很多事情不会在群里说，就习惯于私下去解决。」
第二天早上，小林收到了来自班主任的反馈，「隔天 7 点她就回复我说，OK，我去反映。我 10 点多起床的时候，她就说解决了。」
在小林看来，她的班主任其实是个还不错的人。但在疫情期间的校园和班级群里，班主任或辅导员经常扮演一个左右不是人的角色，「班主任是很体谅学生感受的，她私下里会和学生说，你都把学生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了，这一纸承诺书难道还能去控制住人家的心灵吗？她会这样去表述，但她还是必须去转达学院的意思。」
承诺书一事就此划上句号，但对于小林来说，能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是一次胜利的反抗，「其实我这次反抗是特别小的反抗，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承诺书。但是我觉得从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开始做起，可能慢慢的勇气会越来越多。」
实际上，像小林一样想要发声的同学并不少。过去一年来，虽然大多数大学校园看似平静，但同学们和学校之间的对话也好，谈判也好，却暗流汹涌。
在小林收到承诺书的那个月里，在南方一所高校上大三的小P还在家里上网课。有一天，他突然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帖子，「我记得当时是一开始有一封邮件在网上发出来」。
那天，这封邮件也出现在了小P的同学泡泡的朋友圈里，「我发现他们在群聊记录里发了一个截图，就是那封邮件的截图。再一看朋友圈，里面很多人都转了截图。我也不知道它的源头是从哪来的，但好像一发出来，大家就全部很支持。」
这份现在仅存在同学们相册中的截图是一封发给学校领导的邮件，邮件里写到，「同学所在校区的城市疫情远不如其他校区所在地严重，但有趣的是，封控政策却在这三年里逐步加重。」邮件中还用加粗的字体标注了两个词，一是平等，二是懒政。对此，小P和泡泡都很有感触。
小P解释，学校的其他几个校区哪怕在当地疫情比较严重时，也是可以自由出入的，但「我们这里不论是有疫情还是平时，都要请假才能出门，甚至还要看 24 小时核酸。」
泡泡回忆，其实在这封邮件截图出现之前，同学们已经对学校的各种封控政策非常不满了，「那时候一直没有一个领头羊站出来，但已经是一点即着的状态。」
邮件恰恰扮演了火柴的作用。小P回忆，在刚看到这封邮件截图的时候，同学们就开始讨论要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大，「大家说要不冲一下这个话题，说不定能够推动学校去改变这种政策」。
很快，同学们的点赞和转发让这个帖子慢慢热了起来。小P发现帖子好像还上了热搜，「大概有几千个点赞，几百个转发的样子」。
这还没有达到同学们预期的效果。泡泡记得当时有不少的同学不仅自己转发，还尝试寻找有更多粉丝和流量的大 V 博主帮忙转发。「这个事情被推上一个高潮是当时有一个律师转了那条微博。他的配文是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学生的权益应该被重视。他粉丝很多，所以我们就很高兴。」
短短几个小时里，同学们集中精力转发，再加上外部力量加持，小P觉得那个场面简直「算是挺壮观的」。
学校的反应是迅速的。当晚，不同院系的辅导员就通知同学们第二天会召开一个座谈会。小P和同学们填了意见让学生代表去座谈会上反映，「当时算是挺高兴的，感觉应该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解决，我还是挺期待的。」
不过一旦涉及到个人利益，同学们就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泡泡回忆，当时他们院系在让大家报名学生代表的时候，同学们几乎全员失声，「我觉得如果我们派不出代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按照当时群里的安静程度，我真的不确定会不会有人站出来。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不在乎是否有匿名，反正我也不保研，后面我就拉着朋友一块去了。」
这是一场长达四个小时的座谈会。在泡泡看来，会议的整体氛围比较轻松友好，最终的结果也算得上一次同学们的胜利，「结果就是说不用 24 小时核酸进出，以及请假出校正常理由是可以被允许的」。
后来泡泡发现，这个结果更像是学校喂给同学们的一颗糖而已，「比如当天它说你正常请假就可以出校，但过了几天之后它又要求你再填一个返校申请，弄个返校承诺书。然后进校确实不用 24 小时核酸了，但是如果你出了一定范围之外，要三天三检才能回来，成本增加了。学校其实给我们放宽了，但放得也没有特别多。」
后来再去回想这次的座谈会，泡泡觉得这样的结果算不上胜利，「最多是双方打太极，各退一步的那种感觉」。而小P对这次座谈会的结果感到的只有失望，「会有一点点无力感，感觉自己确实很难去改变这个现实。毕竟这几年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反馈意见，但其实就这样挨过来了。」
因为反抗的效果有限，很多同学们最后都不得不选择接受和自我消化。对于要求大家理性、平和、乐观接受不确定性的学校来说，这是它们想要的结果吗？
在北京一所高校上大二的小美压根就没有体验过疫情前的大学校园。对她来说，过去两年最美好的回忆都发生在学校的南操场上，「我们学校的南操就是学生们的一种心灵疗愈地。万圣节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去南操举行化妆舞会，或者一些大型的活动。」
虽然学校时不时会以「疫情期间不宜聚集」的理由叫停同学们组织的活动，但让大家暂时忘记烦恼的南操场基本会保持开放，「因为还要阳光长跑」。
阳光长跑，是小美学校发起的一项计入成绩的体育活动，「每年大概是冬季开始，跑 15 次，一次 2 公里，总共大概要跑 30 公里的这样一个体育活动。」
虽然说运动是件好事，但小美说也有不少同学在朋友圈里吐槽，「阳光长跑有什么用，还不如阴暗爬行，我们精神状态更适合去阴暗爬行。」
让小美没想到的是，竟然还真有同学去爬了，「那天恰好晚上去阳光长跑，突然有一些人走向了操场中间，开始双膝着地，在地上围成一个圈圈，非常有节奏地在那爬行。」
▲在操场上爬行的大学生 | 图源: 网络
小美记得当时的氛围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疯狂。看到这种行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尖叫，非常的轰动。」
第二天，小美发现爬行好像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爆款，「朋友圈刷爆了，也会有别的学校问我爬了吗？一瞬间在抖音上都特别的火，一些别的高校也开始这种爬行活动」。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个刚刚火起来的活动却迅速消失在了黑夜之中，「我觉得它好像昙花一现」。
而在南方上学的泡泡还没来得及参加，活动就被叫停了，「老师说不给弄，我也不知道理由，反正就是不给弄。」
一个活动没了，另一个新活动就会出现。小美回忆，上大学以来，同学们之间流行起了不少在外界看来大学生是不是疯了的行为，「你身心都只能被局限在特定的环境里，不能向外拓展，肯定就只能在仅限的空间里想些什么办法来代替这种遗憾。」
昨天可能是爬行，今天可能是用纸盒做一个假的宠物狗，「明天拿塑料袋来做时装走秀，或者比如我们学校有抱一抱温暖冬夜活动，反正它只是一个抒发情绪的排泄口」。
在泡泡看来，这些行为都是同学们在寻找与大环境和解的尝试，「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悲观色彩的自救行为，大家都在努力让自己适应这个封校生活。」
而跟参与到随时可能被叫停的集体活动相比，更多的同学选择自我消化。比如，泡泡就尝试通过娱乐来逃避现实，「我之前试过连着两天追同一部剧，刷刷把四部看完了，那一段时间就会特别快乐。」
▲封校期间的寝室一角丨受访者提供
在北京读研的小F则尝试用走圈的方法消耗精力，「因为校园比较小，没有闲逛的空间，我就自己给自己找事做。我围着校园最外围走圈，从计步器上面数一圈可以走 3000 多步。那段时间基本上每一个不知道的角落、不知道的路我都要进去走一遍。」
但在同学们看来，这些自救的法子治标不治本。比如泡泡就觉得「会更失望，因为我什么都不想，就只想出去，有这么大一个欲望的时候，做那些事情很难静下心来。」
那该如何治本呢？小F说，如果学校改变不了，那就得想出一套自己能够接受并且可以自洽的逻辑，「可能学校在社会里始终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机构，所以相对来说管理会更集中。因为它的集中管理，你在里面可能享受到了一部分的权利。反过来，如果遇到了这种封控的情况，那它也有权力去剥夺一部分以前给你的便利。就只能安慰自己学校始终是一个特殊的集体。」
在过去三年，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多个部门都出台过不少关于这个特殊的集体到底应该如何在疫情下保护学生的政策和要求。其中，「严防疫情输入校园，严防校园疫情扩散」被多次提到。
在清华大学一次校内座谈会上，一位负责的老师告诉学生，上级明确要求校园内不能出现蔓延疫情。一个高校的辅导员告诉我们，通常情况下，学校的上级就是所在区的防疫办公室，区防疫办会对高校防控出一个大的纲领，具体要什么效果会开会传达，各个学校再结合各自的情况去规划和落实。换句话来说，与很多社区类似，高校并不是疫情管理的主体，具体的防疫措施也没有相应的文件支持，政策到底如何落地还要看各个学校的执行力度和能力。
在泡泡参与的那次座谈会上，学校关于一个问题的回答也证实了这一套说法。
泡泡和她的同学们认为出入校门需要提供 24 小时核酸这个政策并不合理，「当时我们在座谈会问那个领导，24 小时这个指令到底是谁下的？当时回复说是教育局下的，它不是一个公示的文件，是内部的文件」。
但让泡泡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隔壁那所学校没有这个要求呢？「学校给出的解释是，我们隔壁学校是一个差生，每次教育局开会的时候都会被点名批评的那种」。
另一所高校的辅导员告诉我们，学校管理学生除了要满足属地职能部门提出的要求以外，还要考虑到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而可能受到的批评。她举例，她任职学校所在区的防疫办会通过检测机构来拉一个没做核酸的老师和学生的名单，然后进行通报批评。在这样一个会被标记成好学生和差学生的系统里，完成任务就变成了最重要的目标。这位辅导员所在的高校里，每个学院会定期更新没做核酸的统计率，仿佛成了学院之间的一个比拼。
不可否认的是，过去三年里，学校也很难。有些辅导员说，如果学生在校内感染，那该如何回复家长？有些学校尝试把封校的范围缩小，但这又涉及到很多师生共用的资源，又该怎么调剂和处理？更普遍的是，当学生被封在宿舍楼里，他们起居生活的费用都将由学校承担，这又是一笔额外的支出。
但这些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在于，学校跟学生之间的不理解越来越难消除。之前的高校辅导员就明确表示，学生和学校沟通不了，学校能做的也只有安抚。但效果还是那句话，治标不治本。
在重回学校之后，皮皮患上了抑郁症，「当时真的觉得脑袋已经麻得不行了，做什么事情都抬不起劲来。每天就是白天去做作业，晚上去写论文，觉得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所以就开始吃药了。」
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意外获得的奖学金。
「我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是我呢？」按照皮皮的日常成绩，奖学金是她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她后来了解到，一直排名院系第一的同学因为网课状态不好、成绩下滑，所以落选了，「我当时就有点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配得这个奖，得了之后就觉得，是不是要把每一门课的绩点都考到非常好才能配得上。」
大四临近，考研的压力也随之而来，皮皮更没办法停药。每跟父母提起自己的状态，她得到的也大多是不理解，「他们就会说你要自己调整一下」。
其他同学虽然没有像皮皮一样需要靠吃药来对抗抑郁，但也或多或少能感受到过去三年给自己心理上来带来的一些变化。
比如，还在大二的小美已经开始为考研而焦虑了，「应届生可能会找不到工作，直接考研，所以考研的压力就会突然陡增，保研的名额就变得非常珍贵而稀少。」为了一个宝贵的研究生名额，小美对自己每一科的成绩都十分苛刻，「我只是希望学分和绩点能高一些，顺顺利利地上研究生。」
再比如，小F原本计划在研究生毕业后找一份和电影相关的工作，却发现现在的自己越来越不敢去挑战存在太多不确定性的行业，「这个大环境下好像看不到特别有希望的一条路，我就会比较想要退回安稳的地方，和父母在一起也好，和朋友在一起也好，还是比较想抓住一些有确定性的东西。」
回想过去这三年，小F觉得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感受：「总是缺乏某种流动性，偶尔会觉得遗憾，很少快乐和急速的成长」。
在受访者中，皮皮是第一个踏出大学校园的同学。在她眼里，过去三年最美好的回忆是跟社团的同学们一起策划了一次自驾游毕业旅行。作为毕业生的他们再也不受学校的政策约束，也不用担心因为过于繁琐的返校流程而被拦在门外。
在边境小城旅游的那几天，过去三年发生在校园里的变化和她自己身体上的变化都好像是一场梦，她只记得自己心情很好，也没有遗憾。
在结束采访之前，皮皮分享了她在毕业旅行期间写的日志。希望这段被她称为乌托邦的记忆能给那些仍然觉得到迷茫、失望、无助的同学们带来一些温暖的光亮：
*应采访对象要求，节目中皮皮、小F、泡泡、小P、小俊、小美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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